[转贴]张允熠教授上个世纪的一次发言

民主化与现代公民社会

——兼谈辛秋水先生的文化扶贫与村民自治的意义


张允熠


十年前，辛秋水先生曾跟我说过，他打算效法梁漱溟到大别山区去开展文化扶贫与村民自治。辛先生与我是整整的两代人，人到晚年，尚有这种精神，使我深受感动，我当即就表示坚决支持。辛先生能抓住这个问题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研究者独具的眼光，这是许多人所不及的。所谓文化扶贫与村民自治，其实是几代中国人所经历的事业，也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近代伊始中国有两位大思想家：陈独秀与胡适之，"五四"以来的现代思想史就是由这两个人首开其端的。他们都是安徽人，安徽人应该引以为荣。胡适之曾经讲过，中国的问题何在？那就是贫困、愚昧、疾病、鸦片烟和小老婆，他称为"五鬼闹中华"，现在鸦片烟--吸毒又死灰复燃了，"小老婆"在某些地区也已出现多年了，当今中国存在的问题仍然是20世纪以来挥之不去的问题，只不过在新的场景下有了新的转换而已，换言之，历史背景不同了。在胡适之所提出的"五鬼"当中，首当其冲的是愚昧和贫困，这正是辛先生要与之开战的对象。在我看来，"五鬼"还应加一鬼，这就是二千多年政治上的封建专制，陈独秀揭起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以此作为根治上述种种病症的药方。孰不知，沉疴难医，在中国实现科学和民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辛先生到大别山去，送去了什么呢？他送去的不是金钱，不是物资，而是科学和民主。村民自治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民主；文化扶贫可以归结为另两个字：科学。所以，辛先生继承的是近代优秀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中国人未竟的事业。

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已进行20年，政治体制改革终于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了。我们讲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过去天天喊"四个现代化"，"现代化"的实质又是什么？就现象学意义来讲称之为"现代化"，而就其本质而言，应该说是"现代性"，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中国进入具有现代性现代公民社会。人们常常说近代中国比西方明显落后了，无论在科学、技术和民主化方面跟人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实际上只是我们所能感受到的现象学上的差距，就本体论而言，我们缺少一个秉赋现代性的现代公民社会。换言之，中国的落后是人的落后，人的素质的落后，也就是说，是文化的落后。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千百年来的传统中国只有"民间社会"，它与公民社会不能等同。民间社会是以血缘、宗族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一种组织结构，公民没有政治的参与权与决策权，许多有识之士处于权力的边缘地带，形成许多边缘化的集团。在专制时代，天高皇帝远，"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人民只是皇帝的臣仆，一切国家大事由君主专制包办，老百姓在皇权的笼罩下以传统的方式处理自己的事务。相比之下，公民社会就不同了，虽然边缘化集团仍然存在，但那完全是出于自愿和自觉，并非出于无奈和被迫。公民社会是由拥有财产权、选举权的公民组成的，各级官吏只不过是人民选举出来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因而，公民社会是一个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概念。

中国的公民社会一直没有建立起来。1949年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公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契机，但后来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和高度集约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但摧毁了传统的民间社会，而且也断送了公民社会形成的基础。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向着建立具有现代性的公民社会的方向发展。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古老话题，二千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没有中断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古代就有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目的就是不断地调整政治机制以使其适应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五四"时期陈独秀从西方搬来"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以此向国民行启蒙主义教育之礼，以此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于是人们便认为科学和民主是西方人的专利，从而盲目崇拜。实际上西方的政治民主化，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西方至今仍然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跋涉。

恩格斯曾说过古希腊的梭伦变法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改革，西方的民主化进程应该从那个时候算起，梭伦变法确立了西方的奴隶主民主制度。棱伦把公民分成四等，第一等级是奴隶主和贵族，第二等级是工商业贵族，第三等级是自由民，第四等级是雇工和贫穷的公民。梭伦还是规定只有第一、二等级才有资格担任官职，表明梭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工商业贵族进入决策层打开一个通道，在当时，这种改革具有革命意义。梭伦变法设立了"四百人会议"，由雅典的四个部落各选一百人组成。但第四等级没有选举权，广大的奴隶不属于公民，自然就享受不到基本的民主权利。可见，这个民主不是现代人所理想的现代性民主，但却为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提供了最初的样板。棱伦之后的克利斯提尼改革进一步完善了梭伦变法确立的奴隶主民主制度。本来梭伦变法是按照宗族、氏族势力划分选区，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而克利斯提尼打破了这一做法，他以"五百人会议"取代"四百人会议"，把全雅典分成十个选区，每区选五十名代表组成五百人的"人民大会"，"人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由它来选举最高执政官。每个雅典公民都可以参加这个大会并拥有选举权，但第四等级没有被选举权。除此之外，希腊民主还有一个创举值得一提，那就是"贝壳放逐法"。所谓"贝壳放逐法"，就是选民不但可以选举出最高执政官和各级官吏，而且通过把名字写在贝壳上的方法选出腐败、无能、危害国家利益和种种不称职的官员，并把他们驱逐出国，这就叫"贝壳放逐法"或"贝壳放逐制"。

古希腊的民主并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一片黑暗，那是一个愚昧的时代。当时整个欧洲是神权和教权的一统天下，是教皇、教会、僧侣和贵族专制的时代，普通民众不仅享受不到民主权利，而且没有民主参与的能力。此时的欧洲政治制度甚至不如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所以，当16世纪以后传教士把中国的科举制度介绍到西方时，就好像在欧洲人面前打开了一扇天窗，使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惊喜不已并趋之如鹜。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科学和民主，在理论层面上就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在政治层面上，新兴资产阶级把希腊民主作为样板，从而使已经断层的希腊民主传统得以复兴。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18世纪的法国又兴起了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从东方思想中吸取养料以作为反封建的武器。经过对东西方的艰难求索，他们终于提出了建立"理性王国"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此时的民主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不可能是古代的奴隶主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但仍然不是完善的、理想型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具有明显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这是列宁的论断。列宁首先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接着指出了这种民主的不完善性和虚假性。事实正是如此。民主（democracy）的希腊文原意就是"多数人的统治"或"多数人的领导权"，言外之意，"少数人"是没有民主权利的。18世纪法国大革命颁布了《人权宣言》，《宣言》中有一句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上，占人口二分之一的妇女与男人在法律面前就不能平等，法国革命并没有给全体妇女带来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的"人"是不包括妇女的。西文中的men（男人，人）这个词本来就不包括妇女(women)。1793年法国早期女权运动的领袖古日就因为抗议雅各宾专政剥夺妇女的民主权利而被送上了断头台。19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指出"妇女解放程度是社会进步的尺度"，这是有感而发的。资产阶级民主从一开始就有虚伪性，由此可见一斑。现代西方的议会民主实质上也只是少数政治寡头手中的玩偶，广大人民群众对投票热情越来越趋于冷淡。正因为资产阶级民主不是一种理想型的民主制度，所以才有社会主义民主提出。当陈独秀从一个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就到处宣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不知好多少倍的有史以来最好的民主。中国...人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在于它揭举了民主这面大旗，号召和动员了一切优秀的社会资源，才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胜利。如果我们今天在政治体制上不向民主化--具有现代性的民主化方向迈进，我们就辜负了党在缔造时的初衷。

马克思说过，人类社会可分为三种形态：对自然的依赖，对物的依赖以及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如果没有民主作为跳板、通道或桥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一句空话。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许多老一辈的...人深深认识到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民主，重新唤回民主。另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深厚的中国文化渊源。为什么西方传过来的许多思想，像弗洛伊德主义、尼采主义、新康德主义等等，不是昙花一现，就是成了匆匆过客，而中国人却偏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呢？这是因为前者无论在民情、国情的国民性方面，还是在社会心理、习俗和传统方面，都与中国文化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高度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大树却能在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中找到肥沃的土壤。就是"民主"这一概念来说中国确实古已有之，如《尚书》中就有"民主"这两个字， Democracy一词的翻译就是借用《尚书》的术语。在原始儒家的思想中，也确有民主主义的成分，比如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殷朝末年，人民造反，杀了商纣王，有人指责这是不忠、不义、不孝。孟子说：我只听说杀了一个叫纣的匹夫，只听说杀了一个暴君，没有听说杀了一个君王。他的意思是说：君王如果暴虐无道，残害人民，人民就有权否认他的合法性，有权造反，有权杀他的头。可见，儒家思想中不仅有民主主义的思想，还有"造反有理"的革命思想。这就无怪乎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首先要把孟子的牌位搬出孔庙。朱元璋靠造反当了皇帝，一旦坐上皇帝的宝座，他就害怕人民造反夺走他的皇位。

中国古代思想中尽管有民主主义的成分，但与Democracy（多数人的统治）不能混淆，与现代性的民主更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儒家思想中的民主主义成分说到底只是一种民本主义，民本主义不等于现代民主主义。然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传统的民间社会过渡到现代公民社会，民本主义是一条必由之径，近代先进的中国人理解和接应西方的民主主义学说，无不是以中国固有文化作为跳板的。我们不能排除文化上的传承性，民主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文化传统里，都能找到它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坚实立足之地。对于人民来说，民主决不应该成为一个空泛的概念，而应该是一个很实惠、很具体的东西。现代公民社会也应该是一个很实在、很具体的东西。我们再也不能把民主只写在纸上，而应该付诸行动，化为现实。民主是全人类的需求，正像阳光和空气是全人类的需求一样。

最后，我想再重申一下辛先生所从事的文化扶贫与村民自治这一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辛先生在十年前就开始了把文化和科技知识送给农村并在乡村进行"组合竞选制"的试验，这在全国可谓开风气之先。有一位作者曾在学术杂志上撰文认为从梁漱溟、费孝通到辛秋水代表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梁漱溟进行乡村文化建设、费孝通重视农村经济建设和小城镇建设，而辛秋水却把他关注的目光投射到农村的民主化建设上来。我觉得这种分析很新颖，也很有道理。然而有不少人提出异议：怎么能把辛秋水与梁漱溟、费孝通这两位社会学大师相提并论呢？从而在感情上采取一种排斥态度。我曾经在有关会议和文章中谈过我的看法：为什么就不能把他们三人相提并论呢？在年龄结构上，他们是三代人，在时间跨度上，他们所从事的上述工作分别处于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三代人、三个历史阶段，基本上从这个世纪初走到了这个世纪末，这是20世纪中国社会学界一件很有意义的现象。如果人们能抛弃世俗偏见，把辛秋水先生所从事的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事业与21世纪的中国命运联系起来，就会发现辛先生的工作无论在其文化品位、政治含量还是在其经济价值和制度文明意义上，是怎样估价都不算太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