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书的魅力

徽州地处皖南的低山丘陵地区，这里不仅山川景色异常秀丽，而且，地表人文景观亦极为丰富。粉墙黛瓦、高低错落的古民居，以及保存完好的宗祠、牌坊，迄今仍矗立于黄山白岳之间，为人们无言地诉说着昔日的繁盛。公元二OOO年，以黟县西递和宏村为代表的皖南古村落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一域热土，从此愈益受到世人的关注。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除了赞叹徽派建筑的精美，我更关注徽州的历史文化，尤其关注遗存民间的档案文书。

　　徽州是传统中国研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之一，对它的深入研究，可以为我们系统地展现十六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诸多侧面。近二十年来，以徽州社会经济及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徽（州）学"异军突起，成为明清史研究中一个崭新的领域。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几乎每年都定期举办徽州学学术研讨会。世纪之交，教育部第一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就有"徽学研究中心"的设置，无论如何，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州历史文化受到的重视。在海外，尤其是日本和韩国，都有学者专门或以徽州学为主攻方向。2002年，韩国学者朴元（火高）教授和日本学者中岛乐章助教授分别出版了《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歙县方氏宗族的个案研究》和《明代乡村的纷争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史料》，就反映了海外学者在"徽州学"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

　　揆诸实际，"徽（州）学"的勃兴，与当地遗存的目前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档案文书密不可分。根据已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绍泉研究员在数年前的一个估计，迄今为止，已被各地的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和大专院校、科研机关等公藏机构收藏的徽州文书大概不下二十余万件。尽管对于文书的统计单位学界尚无统一的标准，但就现在所知，安徽省黄山市博物馆收藏有三万余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各收藏有一万数千余件，此外，比较大的收藏机构主要还有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各级档案馆等。国内外其他不少的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中，也或多或少收藏有一些与徽州相关的档案文书，以致于有人甚至略显夸张地提出"无徽不成馆"的说法。譬如，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陈智超研究员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发现明人尺牍七百多通（后出版有《（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而在上海图书馆的典藏古籍中，根据我的印象也有不少徽州文书，其具体的数量则有待于日后确切的调查。

　　除了公藏机构的档案文书之外，随着近二十年来大陆各地（尤其是东部地区）"收藏热"的升温，大批的徽州文书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海内外旧书市场，这使得一些私人收藏家手中也积聚了不少的档案文书。新近出版的由田涛、[美]宋格文(Hugh T.Scogin，Jr.)和郑秦编著的《田藏契约文书粹编》（中华书局，2001年7月版）一书，即系私人藏品的一次公开展示。其中所收录者，徽州文书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据我所知，类似的私人收藏家或书商在国内尚不乏其人。

　　笔者自九十年代初以来，在皖南做过数十次村落人文地理考察。其间，非常幸运地收集到大批的徽州文书。截至2002年3月，除了一些狭义的文书（契约）之外，计有稿本、抄本约三千册，徽商信函原件八千多张，以及其他的乡土文献，总数多达一万数千件（册）。这批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与以往所知的文书相比，具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一是从形式上看，簿册文书（即成册的稿本、抄本）为数可观。由于成册的文书较之以往常见的契约散件更容易看出一桩事情的前因后果，更容易理清事实的脉络，故而一般说来具有更高的研究价值。其中，有不少是从来未见著录的珍稀孤本。

　　二是从地域上来看，由于收集渠道的不同，此前国内主要收藏单位的文书各有侧重，或以祁门文书为数最多，或主要集中在黟县和歙西等地。相形之下，我所收集的徽州文书虽然遍及一府六县，但以歙南（歙县南乡）和婺北（婺源北乡）文书最为集中，这可以从地域上弥补徽州文书的缺环。

　　三是从内容上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基于当时的问题意识，对徽州文书的收集，主要集中在土地关系、赋役、商业以及诉讼等几类文书方面，这使得契约备受关注，但反映社会文化和民众生活的史料则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在此前编纂的徽州文书资料汇编，无论是《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共两辑），还是《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四十卷），一直到新近出版的《田藏契约文书粹编》（计三册），主要都是反映土地关系、赋役、商业以及诉讼方面的文书。此种学术旨趣，也一直影响到徽州文书整理和研究的现状。目前，学术界对于徽州文书的研究，成果最多的也都集中在上述这几个方面（主要集中在对徽商、宗族与家族制度、徽州的土地制度、租佃关系、佃仆制、赋役制度及诉讼纷争等，而有关社会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则极为薄弱）。而我在收集徽州文书时，虽然也留意有关土地关系、赋役、商业及诉讼等类文书，但除此之外，我更关注的是徽州的民众生活和社会文化，这就使得这批新发现的徽州文书具有更为丰富的研究内涵。

　　基于上述的三个特点，无论是从徽州文书的数量还是质量方面，这批文书在海内外的公私收藏中均独具特色。而且，应当强调的是，这些文书有相当一部分被那些以增值为目的收藏家或书商（包括一些实际上是以收藏为目的公藏机构）忽视的东西，但它却是我以专业研究的标准，历经十数年从经眼的大量民间乡土文献中严格挑选出来的，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广阔的学术前景。它为我们多侧面地展示了传统徽州社会商业、风俗及文化的丰富内涵，对于研究16-20世纪徽州民众的社会生活，重新建构多姿多彩的社会文化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整理、出版《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曾让明清史学界极为振奋。日本学者鹤见尚弘教授就在《东洋学报》上撰文评述，认为这是"对于中国的中世和近代史研究上是一件值得纪念的重要成就，是一件划期性事件，其意义可与曾给中国古代史带来飞速发展的殷墟出土文物和发现敦煌文书新资料相媲美。它一定会给今后中国的中世和近代史研究带来一大转折。"（译文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四期）而近十数年来陆续发现的大批档案文书，则不仅大大拓展了"徽州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也必将促进16-20世纪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

　　在长期的实地调查和探访中，我认识了不少皖南及苏北各地的朋友，他们有的是新安医学的传人，有的是盐业、典当、墨业和茶业商人的后裔，有的是解放前外出务工经商的伙计，还有一些则是书商、收藏家或古玩爱好者。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从未得见的知识，也见识过不少未见著录的文书珍品。有时，一些珍贵的契约文书为我辈书生力所未逮，承蒙他们的理解，有偿或无偿地提供复印件，或慷慨惠允抄录一二。在与不同人群的交往中，让我感受到时下学界之外的宽容与相互尊重。

　　 我本人第一次接触到徽州文书，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时为了从事徽商与两淮盐业的研究，我曾赴明清徽州盐商的桑梓故里做实地调查。在昔日盐务总商程氏家族所在的歙县岑山渡村口，一位农民大概以为我是前来收购古董的城里人，竭力邀请我到他家去看看。作为一名囊中羞涩的穷学生，再加上考虑到孤身一人的安全，我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兴趣。但在此后数年里，我不得不为当时的一念之差而懊悔不已--程氏家族的一些文书陆陆续续地在屯溪老街、浙江绍兴等处出现，尽管是些已被他人挑剩，为书商、收藏家乃至一些研究者视作"垃圾"的东西，但在我眼里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让人极感震惊！再后的一段时间，我又耳闻许多徽商家族文书被分割，或是经过书商之手辗转流入海内外旧书市场，或是被一些个人和机构收藏而从此不见天日。为此，我逐渐意识到对于徽州文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应是吾辈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高校研究环境的改善，我遂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徽州文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上。尽管这是非常奢侈的一种行为，而个人的能力又是如此有限，但我始终相信这是踏踏实实、富有价值的一项工作。而这项工作，也逐渐成了自己说不清楚是业内抑或业余的爱好，成了我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从上海到皖南，需要坐整整一个白天的火车，我每年都要多次奔波于这条线上。旅途的过程如同是坐冷板凳，大部分时间是漫长、孤独而乏味的，需要有足够的耐心。车过宣城、宁国，离我的目的地--徽州便渐渐近了，车身在蜿蜒的山路上左右摇晃，车内的光线亦随着窗外的夕阳余晖而忽明忽暗，但在我的感觉中，眼前的山水似乎变得格外地明媚秀丽。身居喧嚣的都市，却有很多机会见到徽州的春来暑往秋收冬藏，时常闻到田野乡间清新的气息。特别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遍野的金黄色映衬着远处的青山绿水，令人顿感心旷神怡。而在田野调查中，每次收集到富有价值的文书档案，一时便会激活储存在脑海中各种断续的文献，从而将历史的碎片缀合成一幅幅相对完整的图像，彼时彼刻那种难以言宣的喜悦，大概是我辈读书人所独有的。

　　徽州研究，近十数年来曾给我以诸多的快乐--美丽的自然山水，丰富的民间文化遗存，带给我审美的愉悦和发现的欣喜；而坐拥丰富的珍稀文献，又使得不善交际的我不假外求（基本上毋需再为看资料煞费周折而苦恼），这免去了诸多不必要的应酬，让人得以平心静气地领略闭门读书的快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相信选择徽州是一种缘份，也更是一种幸运！当然，我也清醒地意识到：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现在离我的目的地"徽州"还有相当长的距离，面对手头为数可观的文书资料，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仍然需要更多的耐心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