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王少舫所在的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变成了“红梅剧团”，原是灰色的墙壁上也涂上红色油漆，名曰“红色海洋”。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常演剧目被称之为大毒草。包括严凤英、王少舫在内的主要演员和编创骨干，划为批斗对象，抄家、关押、打骂甚至在零下六七度的严冬，押在过道上写检查，窗户洞开，冷风如刺，寒气逼人。经过“夺权”和“武斗”，“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把矛头对着“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据1968年4月2日《新安徽报》载：“1968年4月1日省领导机关在江淮大戏院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文艺界阶级敌人发起全面进攻誓师大会。”会场上挂着怵目惊心、令人不寒而栗的口号：“彻底揭开安徽文艺界阶级斗争盖子，向封、资、修的文艺黑线开炮！”“向文艺界一小撮走资派开炮！”“向混入文艺界的一切牛鬼蛇神开炮！”


　　不堪回首的“荒唐岁月”


　　1968年4月1日起，安徽文艺界出现了文武两支扫荡大军。文的舞文弄黑，在大报、小报上造谣诬蔑，武的拳打脚踢，叫人皮开肉绽。扫荡后的第七天，黄梅戏的杰出代表严凤英就在文武夹击下服毒身亡。


　　逼死严凤英一个月后的5月21日傍晚，来自安徽艺术学校等处的学戏青年，将住在黄梅戏剧团年近八旬、重病卧病的丁永泉老先生拖出来批斗。陪斗者有时白林（丁老的外孙女婿）、王少舫（丁家老友）、蓝天（剧团领导）、江枫（省文化局领导）……当时丁老被押在临时拼凑的台子上，陪斗者跪在下面，每个人都要挨轻重不同的一顿打。


　　丁永泉这位为黄梅戏奋斗一生，在旧社会为唱黄梅戏坐过八次监牢而坚持不懈的老人经过这次折磨，只过了七天就离开了人世。我们都为失去这位黄梅戏的老前辈好老师而暗暗流泪。


　　丁永泉死后不久，陪斗的江枫同志也含恨自杀。死得可惜，他刚满40岁，死得很惨，先在家中服毒，然后爬到门前的荷塘中溺水身亡。


　　江枫时任安徽省文化局副局长，业余从事戏剧创作与评论。


　　江枫原名邓泽清，浙江省长兴县人。1949年随军到合肥，对安徽戏剧团体的组建，戏剧人才的培养、戏剧剧目的编排与演出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多才多艺，能编，能导，能演。他参加编导的《大别山上》是华东京剧现代戏会演的重点剧目之一。他喜爱、关心黄梅戏。1959年春夏之间他带团晋京演出时，曾通读《安徽传统剧目汇编》中所有黄梅戏剧目。并写出《谈黄梅戏<女附马>》的评论，先后在《北京晚报》和《安徽日报》发表。为了提高黄梅戏的演技，曾组织田玉莲，许自友等青年演员分赴成都、重庆等地向川剧名家学习。


　　荒唐岁月中的荒唐事，数不胜数。黄梅戏剧团的练功教师刘慧娴受屈被折磨而死又是一例。


　　刘慧娴原是京剧演员。北京《戏剧电影报》提到的《大后方有个刘家班》中的刘千金就是她。因唱做俱佳，红极一时，给当时重庆一带的观众留下美好印象。后随夫婿乔志良辗转来到合肥，进了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文化大革命”开始，乔志良因参与《天仙配》等剧目的导演成绩突出，被定为黑线人物打入“牛棚”，她就成了牛鬼蛇神的家属备受歧视。但她生性耿直，乐观开朗，快人快语，嘴不设防。1968年夏天，她跟众人一起去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回来说起：“电影里有个女学生在天安门上发言时激动的样子：‘我们心中最、最、最、……（最红的太阳）’一口气说了那么多的‘最’，像个结巴子。”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她不由自主地笑起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的人将她的话添油加醋，甚至根据“结巴子”的谐音换成骂人的话向军代表报告了。军代表随即勒令刘教师住进“牛棚”（又称鬼棚）受管制。这个“牛棚”本是一间木工室，开始只住了几个人，后来增至22人，明摆着人满为患。怎样为刘教师这位女性找安身之地？于是将原住的男性一个挨一个放在墙边上睡地铺，蚊帐也撤掉了。找一些破旧布幕围个圈子让刘老师藏身。军代表明知她的冤情已经查清，明知男女混杂很不文明，但他还是固执已见。这种局面一直转移到合肥西郊农业机械学校去“斗、批、改”才收场。到农机校后，有一次从西郊步行到北郊一家工厂去劳动，刘老师身患多种疾病，平时走路都东倒西歪，却不准其请假。实在动不了步，就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搡，终于将他逼上了路，身体状况越来越坏。
刘慧娴重病期间，乔志良经常离开合肥接受批判或参加劳动。临危时刻，乔志良在全椒县的荒草圩，她身边只有4个年幼的儿子。她喊着“冤枉”离开了人世。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我们这些反动权威，主要任务是写大字报（有一定份额），看大字报，这个时候我与王少舫先生很少接触；后来集体关押合住一室，才发现他是个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本分人。当他发现我的印花被面上只有凤凰，就轻声地提醒我：“正在扫四旧！”还在一次他摆在枕头下面《江青同志论文化艺术》的铅印本一时找不着，急得满头大汗，后来在垫褥下面找到了才松了口气。


　　集体关押时，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写一份《认罪》。再者，每日清早起来在造反派的监督下搞卫生：扫拉圾、拔杂草、掏阴沟、清洗厕所。有一天厕所的便池堵塞，脏水外溢，指定王少舫疏通。他在室内左弄右弄，一时弄不好，被迫无奈，只得去搬梯子，先在外墙打洞。墙打通了，一股粪水喷射而出，弄得他像从粪坑里爬出的人。从梯子上爬下，低着头跑回家。脱下衣服，洗了三次澡，还是臭气熏人。这对他的身心损害很大，多年后向自己的子女提起此事，仍然很难过。还有的就是不定时的陪斗挨打。一天上午将文化局的负责人余耘押到排练场，我和时白林，王少舫等黑线人物都是陪斗者，弯腰站着，胸前挂着牌子。时白林除了纸牌还有一面“筛金”（特大铜锣），我挂的纸牌后面用钢丝吊着两块耐火砖勒在颈上。我与王少舫站的位置相距较远，纸牌后面还挂了什么，无法看清，但每个人的一顿打却是免不掉的。


　　我除了在黄梅戏剧团同王少舫等难友一起挨批受辱，还被押到安徽艺校去陪斗过一次。我的罪名是“招降纳叛”。招的对象是艺校教师兼戏剧系的支部书记胡遐龄。胡老是1951年我在潜山县的乡间发现的，1952年秋天经该县文教科审查送安庆的艺人训练班学习，1952年进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后调入艺校任教。胡老勤奋好学，追求进步，很多黄梅戏传统剧目为其口述。黄梅戏的名剧《砂子岗》是他主演。这出戏，1956年在北京、天津、广州等地演出受到热烈欢迎。1956年12月11日《广州日报》上发表的丁波评论，认为他是黄梅戏中的“妙品”，说“老艺人胡遐龄的表演可以说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胡遐龄同志在这饰演这个人物（恶婆杜氏）好些动作是令人惊奇的：他往往在一转眼间表现出人物的两面性来，好几次两个人同时表演时都可以看到的。他每一举步，每一动作都是有目的性的，甚至连他的声音也是刻画人物性格不可缺少的部分。好些人说他把杜氏这个角色演‘绝’了，我完全同意。”


　　胡老这样的艺术家，算得上黄梅戏中一宝，但几番批斗后押送回潜山老家的农村去了，后回合肥改正，病死。陪斗中我这个“招降纳叛”者也挨了三“皮鞭”（带铜头的军用皮带）。



　　在大批《天仙配》期间



　　我与王少舫先生接触较多是在批判“文艺黑线”的高潮中。1968年发行的安徽省文艺战线的机关报《安徽新文艺》上有一篇文章说到：“长期以来，盘据在安徽文艺界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丧心病狂抗拒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让死人、洋人、古人统治着社会主义的戏剧，连续抛出了《天仙配》、《女附马》、《牛郎织女》、《韩宝英》等大毒草。”这些所谓“大毒草”是我单独或是与人合作炮制的，又全都是王少舫与严凤英主演的。《天仙配》是重点批判对象。1970年3月28日《安徽日报》上以主要篇幅刊登了《狠批<天仙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狠批<天仙配>彻底摧毁文艺黑线》，并加了《编者按》说：“一场批判反动影片《天仙配》的人民战争打响了！广大工农兵群众架起“机关枪”扔出“手榴弹”，口诛竹伐，杀上阵来，成为这场战斗的主力军，好得很！好得很！”在此前后，这家报纸发表批判《天仙配》的大声文章就有三十余篇。春去夏来，由安徽省总工会与黄梅戏剧团组成批判《天仙配》的战斗队到省内一部分地市巡回批判，同时同车出发的还有批判李葆华、黄岩复辟资本主义经济路线的战斗队。两个战斗队同行、同宿、同食约有一月之久。因为严凤英已被逼死，在批《天仙配》这边，王少舫既是被批判对象，又要揭发、批判曾希圣、杨杰等与此剧有关的人员。当时李书记和黄省长是军管，有一位小战士跟着他们。这位小战士为人和善，看来他的主要任务是照顾生活，不让群众胡来。记得在巢湖时个别人在台下要二位首长跪下，他及时设法制止了。因为天太热，批判时还在李、黄站的一侧的条幕里搁上风扇，但他们没有外出的自由。有一次黄省长要理发，既不能外出，又不能从外面找理发师来住处，只好从演员中找一位会点理发技术的人来给他剃光头，结果头皮弄破出了血。


　　王少舫和我是和小将们一起生活，揭批之余可以请假外出，算是民管吧。王少舫很少离开住地，就是在他的第二故乡（安庆）也是如此。我每到一地，只要有空总想外出溜溜。有一天早上，在屯溪的老街中发现有卖霉干菜馅的烧饼，听说是当地特产，站队的人很多，我急忙跟上，将要临到我时，刚好烧好的一炉已所剩无几，正考虑要不要等下一炉，忽然站在前面的一位顾客转过身说：“你先买！”我说：“素不相识……”他小声说：“我昨天在剧场里见过你，你不是那位编戏的吗？”我很感激他对我的鼓励和支持。这年的十月间，王少舫和我又随剧团到屯溪，演出“样板戏”，王老在《沙家浜》扮演化装成郎中的地下工作者，我在舞台组搬景拉幕。这次公演，在戏前又加上批判《天仙配》，作为一出开锣戏，原班人马，我本装本脸，其余的人都是化好装走到幕前的，灯光照射下很不协调，也将就给我打扮一番。我虽然从事黄梅戏工作很久，但不会唱一句，也没有涂脂抹粉的经历，这是唯一的一次。
　　

　　记得批判《天仙配》的战斗队出发前，在合肥做了充分的准备，写了批判用的发言稿，材料是剧团提供的，文章是合肥师范学院的几位教师作的。这期间以批判之名，放映了几场《天仙配》，听说“入场券”很紧张。很多人在放映时被严凤英和王少舫的表演所吸引而忘记是来干什么的。


　　这支大批判的队伍是1970年7月间离开合肥市，经巢湖、滁州、马鞍山、池州、徽州、铜陵、安庆等地市绕了一圈回到合肥。


　　批判的主要内容是“复辟资本主义”、“鼓吹单干”、“宣扬投降主义”、“兜售资产阶级的‘爱情至上’”……《批判词》中被点名的有刘少奇、陶铸、曾希圣、杨杰……我是造反派指令出来“自报家门”，承认“大毒草《天仙配》的舞台剧本是我改编的”。


　　王少舫出场自我介绍：“我叫王少舫，在1955年拍摄的反动影片《天仙配》中扮演董永这一角。黑霸王曾希圣要我把董永演得‘呆一些’。导演要我把董永演得‘憨厚’、‘老实’一些，像一个‘洁白的好人’去引起观众‘爱’这个小伙子……我就是按照这些黑指示演一个比奴才还要奴才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我的发言稿大都是根据提供的文字材料写的。写与事实不符的，也是人家怎么写我就怎么念。比如说：“曾希圣一眼就看中《天仙配》，并夸赞说：“‘戏好、音乐好、演员好’，直接策划、指挥、改编了《天仙配》全本。改本一出笼，就受到夏衍等“四条汉子”一伙的常识。在1954年华东戏曲会演中，双手捧给它剧本、导演、音乐等五个奖。”实际上曾希圣并非一眼就看中了《天仙配》，他是坚持“大团圆”，认为演到“分别”结束，不符合群众要求，存在群众路线问题。他接受“分别”结尾，是华东戏曲会演以后的事。


　　王少舫的发言稿也有推测、想象背离事实的部分。为了与批判“三名三高”挂钩，人家替他写道：“我在旧社会依附于反动势力过活，拿的是包银，住的是旅馆，睡的是高单，盖的是毛毯。后来..文艺黑线出了名，得了利，靠反动影片《天仙配》爬上了‘三名三高’的宝座。我依靠资产阶级司令部给我的各种头衔和职权，过着修正主义的生活，从不参加劳动，从不接近工农兵群众……”据我所知，王少舫从小跟父母一起在苏北的乡班中流动，就吃了不少苦，出师后搭班演出也仅得温饱。日伪期间流落安庆，更是备受艰辛。抗日胜利后在合肥、芜湖、庐江、无为、三河等地演出，不但没有什么像样的旅馆给他住、毛毯给他盖，甚至连戏装和日用杂物都靠自己肩挑背驮。有一次从无为襄安冒雨赶到三河，才到一户农民家烤干衣服住了下来，要说住“旅馆”，那是解放后的事，应邀到北京、上海、广东、哈尔滨等大城市演出住大宾馆，那是接待单位安排的。要是经费由剧团开支，他常常要求住后台而不住旅馆。要说他的劳动态度和与工农兵的关系，概括来说，就是“热爱劳动，与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在剧团里，装台，装车，卸车都有他。下工矿、农村、部队，他广交朋友，有求必应。对工农兵中的黄梅戏业余爱好者和他们组织的小型团体要求辅导，他总是热情接待交谈，耐心传授演唱技艺。

荒草圩中经风雨


　　1970年7月间的酷暑中，批判队从安庆回合肥解散，我还同王少舫共同劳动一些时日，两人被安排去全椒与和县毗邻处的荒草圩一个部队农场“锻炼”。黄梅剧团的大部分人和北京来的高校学生在连部，我和王少舫由一位工宣队员送到下边的一个排里。这里的干部和战士对我们两个“黑线人物”并不歧视，而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娱乐，只是蚊子太多、太厉害，白天休息、学习还得放下蚊帐。夜间放下蚊帐，也往往被它叮醒，用电筒一照，帐子上好象是谁撒了一把黑芝麻，一个个肚子帐得帐得鼓鼓的。刚去的时候遇上连天大雨，成熟了的稻穗倒伏在水田里，水深过膝。我们两人跟在战士后边抱着捞起捆好了的稻把子，送到路边的高处等车来运去脱粒烘烤。争分夺秒，上工收工，战士们都是跑来跑去。虽然没有要求我们也这样做，老是慢吞吞地落在后边，总觉得有些难为情。稻子收完了，天也慢慢晴了，我们调到了炊事班，先是去养猪棚当饲养员，扫地喂食，王老干得很认真，好像还很内行。发现猪尿猪屎，马上扫除，还用清水冲涮。他给我做了榜样。他一向寡言少语，两人很少交谈，他要谈就谈人家的长处。有一次他同我谈起了原来的饲养员，自已从不吃猪肉，却把猪养的膘肥体壮。为照顾猪，他常常放弃休假。养了一阵子猪又调到伙房打杂，也就是淘米、摘菜、添煤（柴）、掏灰。这些杂活，王老同样干得又快又好。他说小时候在师傅家里学艺，师母厉害得很，什么脏活累活都要他干，还常常吃不饱肚子。
　

　　在荒草圩，我和王老还参加过部队的早操，起床后在10分钟内上厕所、刷牙、洗脸，然后站队出操。有一次跑步的时候，王老的眼镜掉了。他高度近视，离开眼镜就看不见东西，他蹲下来找，摸来摸去。我想起一件往事：1951年，安庆“民众剧院”排演《小二黑结婚》，他扮演迷信顽固的二孔明，在台上做戏时将眼镜弄得掉在台板上。他趴下来东摸西摸，瞎摸一阵，观众哄堂笑，还以为是刻画人物性格的规定动作。以后就照这样演了下去，也许这就是“佳句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这个连队的干部和战士大都来自浙江省的金华地区，炊事班长原是婺剧演员，婺剧旧称金华戏，流传于金华、兰溪一带，量个多声混合的剧种，其中徽戏是从怀宁古牌经徽州与赣东北流传来的。干部战士对我们和气、亲切，可能有这层关系，但彼此交谈，从不谈戏。当时中国，除了八个“样板”，其他的戏是带毒的，为了避嫌，只得闭口不谈。


　　有一天傍晚，将厨房收拾得整洁，班长将我带到营房后面的堤埂上促膝谈心，约有一个小时，都没有提到一个“戏”字，后来王老告我，他也经过这样的谈话，也没有谈戏。我猜想，班长的亲切交谈是将我们两人当成刚入伍的新兵。可惜我们刚“入伍”就“退伍”到合肥了。


　　回合肥后，王少舫回归演员队参加《红灯记》等“样板戏”的排演，但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角色，没有（或很少）让他开口唱过。我回舞台组，平时干木活，演出时搬景，拉幕，有一次在江淮大戏院演出夜戏，下午我就感受到周身难受，临去剧场经过“安医门诊部”，测了一下体温，竟有39.5℃。按时赶到剧场，拉幕吊景。有一道网幕，是在网上缝一段树干，拉起很重，木工周师傅在下面看到我很为难，就跑来帮我，否则会出事故，因为当时高烧不止，手脚不听使唤，手上的绳子也系不牢。这天是怎么回到住处，我不知道，只记得深夜有人到了我的住处，也许体温降了一些，听到有人在谈话，其中有周师傅的声音，要送我去医院就诊。我觉得这时候不像先前那样难受，就不想再麻烦大家了。这时我全家老幼下放淮北农村，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合肥监督劳动，接受批斗。如此处境，还有人来关怀我，是令我非常感动的。提起周师傅，我忘不了他在泾县陈村给我送绝缘手套的事。黄梅戏剧团祝贺陈村水库大坝建成演出《红灯记》，舞台搭在露天，大一阵小一阵的秋雨下个不停，我在舞台前面临时搭起的木架上“追光”，随时要操作的配电盘也被雨水淋湿了。他怕我触电，在雨中爬上木架送去一双橡胶手套。在舞台组像我这样长期伏案、身躯笨重的外行是很不安全的，尤其是装台的时候，爬高走险，接触电源，多亏老周的关照。


　　离开荒草圩后，王少舫回到演员队，似乎与《天仙配》不再有什么关系，我则被《天》剧缠住不放，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还被通知写了一篇《天仙配与孔孟之道》。有些是我固有思想，也有一引起是顺时而发的违心之言。这篇东西，写得很长，东扯西拉，约近万言，是以极左思想为指导，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舆论。


　　无端蒙冤受牵连


　　“文化大革命”中在安徽受批判与我有关的毒草，牵连之广，罪名之大，要算黄梅戏《韩宝英》（又名《宝英传》）。受株连者有：曾希圣、桂林栖、陆学斌、赖少其、钱丹辉、余耘、江枫等同志，还有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吕波、蓝天、严凤莫、时白林、乔志良等，扮演石达开的王少舫则成了彭德怀的化身。因为加给《韩宝英》的罪名是：“……《海瑞罢官》的续篇，配合‘庐山会议’的反党进攻，为彭德怀翻案；影射现实，射向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的一支毒箭。”理由是：这个剧本写了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石达开向天王提出建议，批评了洪秀全，美化了石达开。


　　看过这个剧本和演出的人很少，为便于读者了解情况，我想介绍一下编排情况。1959年4月中旬，王震将军（时任农垦部长）从合肥回北京，大火车上接见了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部分演员，他说：“你们天天演《打猪草》、《天仙配》，要多编多演些新戏。”问起几位演员的籍贯，大家说是桐城、怀宁人。王震说：“太平天国时期，你们安庆府出了一个女英雄，叫韩宝英，是石达开的干女儿，很了不起，有才智，会武艺。可以把她的事迹编一个戏嘛。”后来吕波、潘璟琍把这件事告诉我，并要求我考虑编写关于韩宝英的剧本。


　　我在省文化局的支持下，搜集太平天国的史料。在一本名曰《石达开日记》上发现了韩宝英的事迹。按照《日记》的说法，她是安庆府太湖县的奇女子。说是：“某日下午由太湖城出发，留守以下皆送十里外，行三十里驻宿皖鄂交界之韩家村，倚山面湖，为入鄂孔道。时土匪肆扰，焚杀动掠，无所不至，予以救民通道计，不得不奋力剿除，乃因此得一奇女子，为生平极快意且极得意事。奇女子者何？韩氏宝英，后众称四姑娘也。予本有二女，三者幼殛，北韦一屠，双珠同碎，故以宝英补其缺憾而四之云尔。”另有一本《太天天国野史》说：“四姑娘者，桂阳韩氏女也，名宝英……”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奇女子？我给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专家罗尔纳先生写信求教，来信说：“韩宝英不是历史上的真人，是一个传说人物。《石达开日记》也是一本伪托的书。”传说人物与历史的真人同时出现在一出戏里是屡见不鲜的，像武则天与谢瑶环，李岩与红娘子。我想传说人物是人民的创造。人民创造韩宝英这个形象作为石达开的义女，又是他错误路线的对立面，反映人民的态度。人民对石达开是既敬爱又痛惜。我想根据史实与传统表现韩宝英忠于天国、顾全大局，批判石达开闹分裂的错误行为。对石达开是写一个有抱负、有本事的人犯了大错，并不抹杀他有过的功劳。


　　《韩宝英》于1959年7月写出初稿，经讨论修改，投入排练。1959年10月14日在合肥彩排，省委领导曾希圣、桂林栖都比较重视。接着边改边排，于1959年底在芜湖公演，以后在合肥也有演出。1960年5月29日刘伯承看了《韩宝英》后说：“打击分裂主义是好的，石达开是路线错误。如果他当时不离开天京（南京），或者带十万大军坐镇安庆，太平天国不致遭到这样惨败。红军渡大渡河就是当年石达开渡河的地方。替我们带路的一位陈姓老人，当年他爹爹就替石达开带过路……希望剧本加强对分裂行动的批判。洪天王的错误也可以写。他信天信命，任人唯亲，没有远大的理想。”
　　

　　将《韩宝英》打成大毒草，又是一大冤案。批判者言：“《韩宝英》是《海瑞罢官》的续篇。”又说：“《韩宝英》是配合庐山会议上的反党进攻，为彭德怀翻案。”这都是一派胡言。《宝英传》写于《海瑞罢官》之前，怎能成为续篇？《宝英传》写于1959年7月，庐山会议是这一年8月召开的。不是未卜先知，怎么会先写个剧本为彭德怀元帅翻案呢？


　　《宝英传》由于我的写作水平不高，经验有限，没有把剧本写好，辜负了许多关怀它的首长和同行。剧中主要人物韩宝英和石达开的失演者严凤英、王少舫为之下了功夫、吃了苦头，还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株连，实在感到内疚。严凤英没演过真正意义的武戏，为了演好文武双全的韩宝英，她下决心从头学起。一天练习对剑，对手将她的眉头挑伤，血流到脸上。对十分惊慌，她却擦净血痕，要求再练。王少舫虽然小时候练过武功，自从改唱黄梅戏，不唱武戏，小时候练的武功技术也很生疏了。石达开兵围大渡河时，忽然听报敌兵越来越多，越逼越近，感到身陷绝境，心中慌乱，从马上跌了下来。导演乔志良给安了一个“吊毛”的动作，问他能不能做，他答应做，就在私下练了起来。后来演出时，做的很成功。“吊毛”是生活中急速猛烈跌落动作的舞蹈化。按程式要求，要两足离开地面，腾空翻转，脊背着地。这不是什么高难度动作，但练的不扎实，用的不熟练，就难免出错而致伤。为了把戏演好，他就什么都不顾了。


　　对《宝英传》批判的主要战场是剧团内部，没有像《天仙配》那样到社会上大轰大嗡。


　　荒唐岁月的余波


　　粉碎了“四人帮”，并不意味着走完了荒唐岁月。两年之后才见到《天仙配》抛头露面的情景。1978年10月1日《安徽日报》载有《省剧协、省文化局召开座谈会，为黄梅戏曲〈天仙配〉彻底平反》的报导：“被‘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打成毒草的黄梅戏优秀传统剧目《天仙配》在安徽省委的亲切关怀下从九月下旬起在合肥舞台上和观众见面了。人们欣喜相告，竟往观看演出。”接着谈到这个戏的多方面的改革出新，“加之黄梅戏著名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同志精湛表演”，成为广大观众喜爱的黄梅戏代表作品。”不错，《天仙配》没有严凤英表演的七仙女，是不可久演不衰的。七仙女没董永又怎么能“配”呢？在“革命大批判中”中，首当其冲的是董永，报纸上用醒目的标题登了《剥去董永的画皮》，巡回批判中，扮演董永的王少舫被推到台前。这篇报导的作者署名的地方写的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安徽分会”。戏剧家协会应该是关心戏剧活动和戏剧人员的。为《天仙配》平反的会议是否通知了王少舫，我不清楚。但是我个《天仙配》舞台剧本的“泡制”者确是事后才知道有为它“彻底平反”的事。听到这个消息，默然良久。是呀，本来就没什么可批判，又何需为它“平反”？


　　后来，我离开安徽省黄梅戏剧团，调入安徽省艺术研究所。荒唐岁月中，我陪王少舫先生走到这里就分手了。


　　我的处境逐渐有所改善，而王少舫，由于谣言进逼，举步艰难。由于我们住在一幢楼房东西两头，经常见面。有时相视一笑，有时问一下近况。1986年7月17日早上，他还说要给北京来的大学生讲黄梅戏的表演艺术，18日清晨走过他住处的楼下，就听到从他家传出悲痛的哭声。没想到竟是一代杰出的艺术大师，黄梅戏的事业家匆匆离去了。


　　哀哉斯人！伟哉斯人！

不堪回首的过去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