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洪非:我所知道的严凤英
我所知道的严凤英
□ 陆洪非
著名的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三年了。但每次想到她，往事在脑海里就像汹涌的波涛那样奔腾起来。
§ 似曾相识凤归来
1951年，我在安庆行署从事文化行政工作。看过严凤英演的一些黄梅戏的传统小戏，有《游春》、《戏牡丹》、《送香茶》等。
这一年9月下旬的一天，当时安庆文联主席刘方松找了些人商谈文艺界庆祝建国两周年的准备工作。我和严凤英都参加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坐在一起交谈。大家商量的结果，由演京剧的“人民剧场”和“民众”、“胜利”两个黄梅戏剧院的演员扮成梁山上的一百零八将参加游行。严凤英积极表示愿意参加。
几个月后，我在舞台上看到严凤英扮演的是一位反抗侵略、奋不顾身的女英雄——《江汉渔歌》中的阮春花。《江汉渔歌》是田汉在抗日战争初期按京剧形式编写的剧本，严凤英所在的“胜利剧场”用黄梅戏移植演出，受到观众欢迎。严凤英扮演的阮春花，是渔民首领、抗敌英雄阮复成相依为命的独生女儿，“自幼儿水上作生涯，打网行船是行家”，后来随父出征，英勇奋战。严凤英将这个天真、刚毅的渔家女演得很有光彩、气度不凡。
眼前的严凤英，似曾相识。1946年路过安庆，曾闻其然，但未见其人；后来在芜湖，虽见其人，却不知其名。那是在1947年，我在芜湖的电影院前，多次见到一位青年女子，穿着蓝色旗袍，胸前挂着记者标志的证章。当时我是新闻记者，在采访活动中却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一位同行，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直到1963年，我和严凤英一起送《牛郎织女》的导演岑范离开合肥，因飞机误点，在候机室闲聊时，岑范说起曾到芜湖踢过足球，引起严凤英对芜湖流浪生活的回忆。她说，当年为了保护自己，曾冒充过新闻记者。我将记忆中的“女记者”与眼前的严凤英进行了比较，才确信她就是我曾经见过的女郎。
§芜湖糊口与金陵学艺
1947年严凤英在芜湖的遭遇，我从她的言谈及其师友的介绍中了解到：到一年她在安庆经大通来到芜湖，寄居在开饭馆的乡亲严顺卿的家中。为了糊口，在“大花园”的“小娱乐”游艺场卖艺，唱一些抒情小曲。因她穿拖鞋时脚趾岔开，像常穿木屐的日本妇女，有一次被警察抓去，说她是日本的女间谍。
严凤英卖艺的“小娱乐”附近有一家演唱京戏的“大娱乐”，引起她很大的兴趣。严凤英的父亲会拉京胡，会唱京戏，她也学会了京戏的一些唱段，她同京剧结缘是在学会黄梅戏之前。她在“小娱乐”卖艺期间，经常出入“大娱乐”观赏京剧，并在这里结识了王少舫、雪寒梅夫妇和胡金桃一家。胡金桃在舞台上是武生演员，生活里却带着文雅的书生气。他弟弟胡永芳、弟媳王艳梅唱青衣、花旦。还有个小妹妹叫红线，两眉之间有一颗红痣，当时只有十三、四岁，一家人由母亲领着闯荡江湖。胡母也是京剧演员，慷慨大方。知道严凤英以往受过的苦和眼前的处境，深表同情。因此，她每次来到胡家，都受到热情接待。她还跟胡永芳、王艳梅学了京剧《红娘》和《女起解》。比她小三、四岁的红线一见到她，总是亲热地喊姐姐。她好像找到一个温暖的家。这时，严凤英同王少舫也相处甚好。后来成为黄梅戏演员的王少舫清楚地记得：“1947年，我在芜湖‘大娱乐’唱京剧，严凤英常常白天和我们一起练功、练唱，晚上就坐在‘场面’（乐队）上看我们演出。”1948年初，胡金桃一家离开芜湖到了安庆。严凤英也返回了故乡（严凤英原籍桐城，1930年生于安庆市）。此后虽然与胡家人没有再见过面，但胡家人的情谊，严凤英是一直记在心里的。严凤英重情谊、讲义气，对患难中向她伸出过求援之手的人，她是不会忘怀的，不仅仅对胡金桃一家。
1953年夏天，严凤英随刚刚成立的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到南京，与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联欢，后在南京大戏院短期公演《打猪草》。她作为国营剧团的主要演员旧地重游，心情激动，到处打听她当年流落金陵、处境艰难时对她表示过关情的朋友，其中最为难忘是甘律之。为了感谢甘律之艺术上的培养和经济上的帮助，买了许多礼品去看他。她在南京从京、昆艺术吸取的营养，是使她成为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的有益成分。
要了解严凤英的生活与艺术，就不能不谈她在南京与甘律之一家的关系。甘家是“南京的戏曲之家”。甘律之的父亲甘贡三吹得一口好笛，对昆曲各个曲牌既谙晓且有研究，于词曲的理解颇多独到之处，与江南各地的昆曲爱好者多有往来。诸如著名小生俞振飞、满族遗老红豆馆主溥侗先生，常相往还。甘律之的兄长与姐妹都是金陵名票。甘律之工老生，扮相英俊、神态潇洒，嗓音嘹亮并饶有韵味，名噪一时。
严凤英是怎样在南京结识甘律之的呢？1948年，不满20岁的严凤英，辗转流落到南京。为生计所迫，易名严岱峰，在上乘庵米高梅舞厅伴舞。南京解放不久，甘律之与几位名票在南京市军管会文艺领导下，他办“友艺集”京剧茶座（设在太平南路安乐酒店内），经常演唱《甘露寺》等传统京剧。严与同伴前往聆听，对甘的技艺，颇感兴趣。后经人介绍，严凤英认识了甘律之。
严凤英常到甘家做客。甘贡三先生正说昆剧《游园惊梦》，谁也没觉察旁边多了个有心人。一次甘老先生听严凤英也在哼昆曲，就吹笛子让她试唱。不想短短两三个月的耳濡目染，一出《游园惊梦》，从唱腔到身段，竟给她偷到八、九成。乐得甘老先生捋着长髯哈哈大笑，连呼：“好！好！”
严凤英在“友艺集”的活动中，演出过《大登殿》、《梅龙镇》。《梅龙镇》是与甘律之合作，严扮演李凤姐，天真活泼，流满稚气，但又毫不轻佻，获得观众一致好评。1951年，严凤英应安庆来人之约，拟回故里。甘律之了解严凤英的抱负，为她购置了部分“行头”，支持她重新登上黄梅戏舞台。
1954年夏天，严凤英去宁同甘律之结婚。她俩设喜宴于“大三元酒家”，甘氏亲友及南京票友均往祝贺。当时严已在排《天仙配》，准备参加华东戏曲会演。甘律之发现她手中的云帚不顺溜，弄不好可能缠在“头面”上，特请其妹纹轩教严一出昆曲《思凡》，让她将《思凡》中妙空的云帚功，移用于七仙女。据甘律之说：“婚后，我与凤英同去合肥，我在合肥一剧团工作，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以后我随汪剑云（甘律之姐夫，梅派青衣）赴山东、河北一带演出，夫妻分居。后因历史原因，夫妻离异。尽管如此，离婚后凤英还多次在朋友面前称赞我为人忠厚，对她体贴关心，在艺术上对她帮助极大。而我在内心也时时关注她，每当友人从安徽来，我总是打听她的消息，我希望她在艺术上更进一步，更希望她生活得美满幸福。”
§ 可贵的爱心
严凤英慷慨大方，富有爱心。每当看到同事、邻居，甚至素不相识的人遇到困难，常常解囊相助。剧团内有位老演员因孩子多，生活艰难，买不起蚊帐，严凤英知道后，悄悄将蚊帐给他的孩子送去。一位外地妇女在合肥临产，举目无亲，被严凤英碰上，给她送去钱粮衣物。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剧团在青岛演出。有一天晚上她没演出任务，在招待所休息，忽然想到剧场看看，要我陪她一道。我们经过一家饭店时，看到两个十来岁蓬头垢面的男孩从里面跑出，手上抓了些食物拼命往嘴里塞。后面跟了一个手拿棍棒的汉子，喊着骂着。严凤英伸手往身上掏，同时迎了上去。看来她是想拿钱去帮助那两个饥饿的孩子，免遭棍棒之灾。那个拿棍棒的人对她瞅了一眼，忽然一愣，脚步放慢了，两个孩子也就乘机跑掉了。当时她心情沉痛，像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人饿狠了，真难受！”
更为可贵的，是她对广大观众的一片赤诚。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演出条件是好是坏，她总是一丝不苟。有时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宁可自己多吃些苦头，也要让观众看好戏。1965年在寿县菱角台演出《党的女儿》，台搭在野外，汽灯的光亮引来了很多小虫子，演员一开口，虫子就往嘴里钻。严凤英是主角，说的唱的多，嘴里钻进的虫子当然比别人多。她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也就顾不得小虫子的干扰。接着转到另一个台口，又遇到大风卷来阵阵黄沙。她为了让大家看好戏，建议观众背风坐，演员迎风唱。1966年春天，寒气逼人，北京已开始批判“三家村”，严凤英还在徽州歙县汤村演出。当地群众欣喜若狂，但有一位妇女正在“坐月子”，没有看到戏，很失望。严凤英听到后，马上约了另外几位女演员一阵（道士注：一起的意思。我们家乡<南京高淳>也这么讲）上门清唱，并帮产妇挑了满满一缸清水。
严凤英的爱心来自她的不幸遭遇。小时候她在安庆曾被许给一个姓余的人家做童养媳。抗日战争开始，随祖父搬回桐城罗家岭故乡。她像农村孩子一样放牛、挖野菜。还有一段时间从练潭驮米到罗家岭卖。中间要趟过一条小河，遇到水深流急，全靠同行的人搀扶。
严凤英14岁拜严云高为师唱黄梅戏。14岁离开家庭，跟着师父过起了流浪艺人的艰辛生活。师父有个比严凤英小两岁的女儿最兰儿，也在班上学戏为了照顾两个小姑娘，师父请了一位严姓的中年妇女形影不离地跟随她们，严凤英和兰儿都把她喊作“二姑”。当时黄梅戏班在农村演出，经常受到地主豪绅和国民党驻军的干扰。初露头角的严凤英不时被叫去清唱，有时连长派人来叫，营部又遣人来催。幸有二姑跟随着她，才没有发生意外事故。但那些家伙盯着严凤英不放，总叫师父和班上的人忐忑不安。
有一天夜场是在练潭镇的广场演出全本《送香茶》。严凤英扮演陈月英，化好装在后台等着上场，这时有人发现曾经找她清唱过的军官在台前台后东张西望。严云高怕出事，叫班子里烧饭的江大脚带她逃走（道士注：此人在电视剧中被塑造成了女性）带她逃走。江大脚本名江兴和，脚大力大，是一位能扛动200多斤重的粮包的壮汉。江大脚听说有人想害严凤英，将她背起就跑，离开戏场时，发现有人跟着，他躲进一家茶馆。那人追进茶馆，他又急忙从后门跑到夜幕笼罩的田野。她在田埂小路上，一口气跑了15华里，才把严凤英背到双河埠。
双河埠有一位姓杨的“香匠”（制作供祭用的“把香”、“盘香”），为人各善。他和他的老伴，见到严凤英又急又饿，泡了一碗锅巴给她吃了。严凤英在杨家住了好些日子，成了这一对老夫妻的干女儿。抗战胜利后，严凤英在安庆“华林剧场”演唱，杨香匠从双河埠步行到安庆找她，但班主王老九连吓带哄将老人赶走，没让义父同干女儿见面。事后有人告诉严凤英，她很难过，痛哭了一场。
严凤英说过，旧社会她是路边草，任人践踏。但也有很多善良的人们保护着这棵小草。1945年，她随班到桐城南乡演出，生了满身疥疮，又痛又痒，苦不堪言。一位同班姐妹的母亲将她接到家中，细心调养，使她恢复了健康。1947年她在大通演出，当地驻军和乡绅对她虎视眈眈。一位船家在风雨交加的黑夜，冒着风险，驾起小船，帮她脱离了虎口。这些保护小草的人们，培养了严凤英的爱心，使她成了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 成如容易实艰辛
艺术家对人民的最好报答，无疑是献出精湛的艺术成果。严凤英作为一位黄梅戏演员，创造了许多生动的艺术形象，献给了亿万观众。“文化大革命”前，严凤英家中挂着一幅唐云和赖少其合作的国画，画面上有一只蜜蜂在吸吮金针菜上的花粉也许她是用以自勉。我觉得这正是她博采众长，勤学苦练的艺术生活写照。
有这么一种说法：“演员是可训练出来的，艺术家则是天生的”。艺术家要靠天赋，但也离不开长期刻苦的训练，否则条件再好，也不过是一只“象牙饭桶”。
严凤英天赋甚厚，聪慧过人。小时候在严云高处，一个上午就学会一出唱做并重的小戏，叫师父大为吃惊：“鸿六儿（严凤英的乳名）真乖巧，那戏像是前生学会的一样！”15岁唱到安庆，成了当时最受观众欢迎的一位黄梅戏演员，每天晚上要赶几个台口。有位老艺人说：“凤英的戏虽不多，但一到安庆就唱红了。”22岁虽到上海，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说她演出的《蓝桥汲水》，身段、甩袖几乎都可与昆曲、京剧比美。而且眉宇之间，时时使人感到她是一个有着悲惨身世而强自挣扎的女子。她有着极好的演古装戏的舞蹈根基，而又能不为古装戏的程式动作所束缚。
在《打猪草》里，她又以一个活泼、开朗、愉快、好强的女孩形象出现。在载歌载舞的场面里，使人感到了农村中的愉快欢乐的氛围。及至《柳树井》（现代戏），招弟的沉重悲苦的命运以及在村干部的帮助下，重获幸福生活的情景，使人倍感亲切。她以一种难得的真切，活生生地描绘了出来，帮助了全剧演出的成功。1954年她以扮演《天仙配》中的七仙女荣获华东区戏曲会演的演员一等奖。以后这个剧目搬上银幕，她又得到更高、更广泛的赞誉，成了中国戏剧舞台上一颗闪亮的明星。
严凤英的艺术道路看来是平坦的，因此有人说她是凭天才演戏，她像没有费什么劲就成为名闻遐迩的演员。“成如容易实艰辛”，严凤英在艺术上的成就既凭天赋，又是靠她劳心费力、勤学苦练。当年作为民间小剧种的黄梅戏，没有正式的科班训练演员。她的师父严云高本来是敲白铁的手艺人，教唱黄梅戏是业余活动。“师父领进门，候行在个人”，严凤英跟启蒙老师没有学会多少戏，主要是她后来以能者为师，长期在舞台上滚爬摔打才逐渐成熟起来。
1945年她到安庆，自己会的戏不多，怕人瞧不起，站不住脚，就拼命地学。那时没有专门的人教她，靠她细心观摩。也就是看前辈艺人在台上的一举一动，把它一点一滴记在心里，私下揣摩练习，然后照葫芦画瓢搬上舞台。那个时候，她为了糊口不得不这样边学边演。后来，她成为著名演员之后，仍然将黄梅戏老艺人胡玉庭、丁永泉、查文艳、潘泽海、胡霞林等奉为师长。为了表示敬意和虚心学习，她主动争取在胡霞林主演的《砂子岗》中充当一名配角。旁人觉得难以理解，她却认为完全应该这样做。
严凤英热情、坦诚，在文学艺术界结交了许多朋友，有作家、画家和电影、话剧、戏曲演员。人们与她相处，知心知底，感到非常亲切。例如，她同广西桂剧演员尹羲是1956年在北京相识的。她俩一见如故，交谈得很投机。严凤英紧紧握着她的手说：“你的艺名叫小金凤，我们的名字都有一个‘凤’字，真是缘分。你比我大，就是我的姐姐。”自那以后，严凤英见到她就“姐姐、姐姐”地叫得很甜，如同亲姐妹一般。严凤英还告诉尹羲自己拍电影的情况，在摄影机前心跳得很厉害，不像在舞台上那样轻松自如。她既叫尹羲做姐姐，又将她当成老师。严凤英得知尹羲拍过电影《拾玉镯》，主动要尹羲教她孙玉姣的身段，还学了桂剧“北路”和“南路”唱腔。
严凤英同评剧名演员新凤霞，这两个名字同有一个“凤”字的艺术家，也是情同姐妹。她向新凤霞学了《刘巧儿》中“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的唱段。严凤英同越剧名家的交往更多，她曾向范瑞娟学习梁山伯的潇洒、文雅的台步。向金彩凤学习在《盘夫索夫》中扮演严兰贞的感情处理和水袖运用。
严凤英这只勤劳的蜜蜂，在戏曲花园中，不停地吸取营养，利用一切机会观摩同行演出，用心思考，写下体会，以备我用。她说：“演员去看看同行演戏，心情和口味与一般观众不同，除了看戏以外，还想看看人家身段好在哪里，唱腔好在哪里，表情好在哪里，人家有哪些优点应该赶紧学下来。”她在观看梅兰芳的《奇双会》之后，马上考虑到：“为什么60多岁的老人演出来的年轻妇女，竟比我身为女性的青年演员还要像些呢？……她的一颦一笑，甚至连坐的姿势，都恰如其分，使我立即想到生活中所接触的类似人物。而梅先生塑造的艺术形象，比我在生活中所接触的那些人物更为丰富、生动。”她在看到梅兰芳演出的《贵妃醉酒》时说：“不令使人看到一个封建社会的贵妇人，而且从她身上看到整个社会。这也只有对这个社会做了深刻研究，才能创造这样的艺术形象。”她似乎从这里得到一种启发：演员的艺术青春，靠的是丰富的生活、渊博的学识、娴熟的技巧。她看过红线女演出的《搜书院》和《关汉卿》，又从演员在舞台上的魅力，思考着如何运用演嘤技巧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她觉得红线女身段干净、大方，适合人物身份，但她的表演，决不让观众感到仅仅是些优美的身段在舞台上的堆积，而是人物的思想在舞台上冲击，发出灿烂的火花。她说：“她不是用嘴在唱，而是用心在唱；不是红线女在那里唱，而是剧中人物在那里说话，在那里控诉和呼号！”严凤英曾经提到：“如果没有熟练的演员技巧和准确的外形塑造，很难想象能把人物的思想感情完整地体现出来。同样，如果光注意技巧，而忽略了人物的思想感情，那么，技巧就会是无生命的，外形也会是个空壳。”
严凤英认识到演技的重要，同时也了解黄梅戏先天不足，自己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随着演出内容的变化，不能不丰富表现手段，加强基本功训练。她的练功，往往是结合剧目的排演进行，在导演的指导下边练边用。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临时抱佛脚”，但她练得很认真，吃了不少苦头。她的苦练精神，有时是有目共睹，有时却鲜为人知。田汉的《谢瑶环》遭批判时，有人揭露她为“大毒草”卖命，“将导演请到家里，关起门来苦心钻研，大练甩发功、靴功，练白、练唱，设计表演身段。”说到练功，这倒是实情。
§ 《天仙配》、《女驸马》
1969年9月3日《安徽新文艺》上有一篇文章揭露“文艺黑线”“让死人、洋人统治社会主义戏剧舞台”，在安徽“连续抛出了《天仙配》、《女驸马》、《桃花扇》、《韩宝英》、《牛郎织女》等大毒草。严凤英在这些黑戏中‘创造性’地扮演了七仙女、冯素珍、李香君、韩宝英、织女等角色，使这些戏臭名远扬。……其中《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先后拍成电影，发行东南亚及其他国家。”这里提出的“黑戏”，全是黄梅戏剧目，都与我有关系。文学剧本是由我单独或与人合作编写出来的，演出剧目则是严凤英和我们大家共同创造的成果。
由于严凤英性格开朗，待人真诚，她与大家合作得很好。成败与共，甘苦同尝。
1954年春天，她接手扮演《天仙配》改本中的七仙女，情绪不高，信心不足。尽管这个改本由别的演员在合肥、安庆多次演出，得到领导和观众的肯定，但她不喜欢就说不喜欢。经过华东区戏曲会演获奖，接着搬上银幕，成为一出引人注目的戏，她也没有隐瞒自己原先的看法。1956年她在《我与七仙女》中写道：“黄梅戏的传统剧目，大本戏的舞蹈很少，主要靠唱。《天仙配》这出戏，七仙女唱的不多；人物上台干什么也不明确。当初为了糊口，我演也演，但心里却不喜欢。1954年，为了参加华东区戏曲会演，又叫我演七仙女。这一次是经过整理的本子。一开始，我还不很喜欢。后来在排演过程中，才慢慢地改变了过去的看法。”我知道，她从不喜欢《天仙配》到演好七仙女，是经过了一番痛苦的磨练的。当时《天仙配》是安徽省委确定的重点剧目，省委书记曾希圣亲自抓。不管严凤英心里喜欢不喜欢，这次任务是推不掉的，只好硬着头皮参加排练，想方设法把七仙女演好。她曾多次找我追寻董永遇仙传说形成发展的轨迹，并了解改本的创作意图。有一次，她问到七仙女的生活依据。我说：神仙本来是不存在的，七仙女是历代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根据自己的生活追求想象出来的。她说：神仙我没见过，也没法见到，但是我可以把她按人的思想情感来处理的。于是她努力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去捕捉七仙女的形象，将她演成了一个既大胆又聪明、既热情又能干的农村姑娘。
严凤英在参加《天仙配》的排练中，一招一式，都是认真对待，从不苟且。那时她已23岁，腰腿比较硬，碰上难度大的动作，曾摔倒在台上，脑袋都碰肿了。但她不打退堂鼓，不仅在排练场上练，一个人还关在房里苦练，又是扳腿、又是下腰，白天练、晚上练，直到练得熟练掌握为止。
1954年9月25日至11月6日，华东戏曲汇演在上海举行。除华东六省市各戏曲剧种的优秀演员（包括周信芳、盖叫天等艺术大师）云集沪上、献演好戏，中央和各省市戏曲界的很多名家也前来观摩，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次盛大集会。
黄梅戏当时还是“无名小辈”，严凤英也是个知名度不高的青年演员。她谦虚谨慎，抱着学习态度参加汇演。接受《会刊》记者采访时，她吐露：“我感觉自己空得很。如果不是党和政府对我们地方戏曲的重视和爱护，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家庭主妇？我的艺术生命早就死了。……我的表演艺术的确很幼稚。这次到上海来，我有一个心思，那就是学习！我应当虚心向别人学习，更希望各兄弟剧种的同志们，多给我们一些帮助……”
《天仙配》在汇演中，除正式观摩演出，还安排了两个招待场。剧场效果很好，但严凤英对自己的表演却不满意，曾带着内疚的心情表示：“我没有把戏演好！”当时，我在汇演大会的“资料统计科”工作，各代表团和观摩组对每一出戏的评论资料，由我们集中处理，讯息较灵。关于《天仙配》的剧本褒贬不一，但董永、七仙女等主要演员的表演则得到一致的好评，对严凤英的赞誉尤高。我还保存着当年北京和中南诸省观摩代表评价严凤英饰演七仙女的打印材料。他们说，“严凤英饰演的七仙女，比较成功地创造了一个聪明可爱的仙女形象，在《游鹊桥》一场所表达的她对人间的好奇和向往的心情，是很动人的”；“我们一致认为七仙女这个角色创造是剧中较好的一个。演员着重于内心感情的刻画，而且多方面地创造了一个热情、勇敢、朴实、善良的优美形象”；“七仙女很称职”；“从内在感情到舞蹈动作都很深刻、很美，表现了她热爱人间生活”。我不记得当时把这些反映告诉严凤英没有，但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她并不在乎人家对她的表演如何评价。在评奖结果公布前，看不出她有焦躁等待的情绪，而是轻松愉快的观摩学习、参观访问、寻师觅友，利用一切机会来充实自己。
北方昆曲的著名演员白云生作为中央实验歌剧院观摩组的成员来到上海，并被邀与南方昆曲的著名演员张娴合作演出了《听琴·偷诗》。1954年4月间，白云生曾和几位青年演员到合肥学习黄梅戏，看过严凤英的演出。后来在座谈会上毫不留情指出她的基本功太差，并将手背在自己下巴下面一横，说：“你这下面的戏不能看！”就是说，你严凤英除了一双灵活的眼睛和一张会唱的嘴巴，手、足、腰、腿都缺少锻炼，不会做戏。这样尖锐的批评，在旁边听的人都感到有点受不住，严凤英脸红了一阵，就镇静下来表示感谢，随即开始向白云生学习。这次在上海重逢，她又去登门求教。
这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又使严凤英与京剧名旦黄桂秋相遇，并当面问艺。那是《新民晚报》的一位记者约吃螃蟹，我和严凤英被邀，黄桂秋在座。彼此交谈中，黄桂秋说到自己的祖籍在怀宁县。生在安庆的严凤英见到乡亲，分外亲切。黄桂秋也非常高兴，应严凤英的请求，谈起了《女起解》中苏三的演唱。
在参观访问中，严凤英往往联系自己，进行反思。当她参加上钢三厂，看见工人在高温下辛勤操作，马上想到：“有时我练功，扳腿感到酸，就原谅自己，怕吃苦。要是跟炼钢工人同志比起来，还算得了什么呢？”汇演后不久，《天仙配》被搬上银幕。
严凤英主演的《女驸马》，是1959年初以安庆改本为基础由我接手改编的。曾希圣参与了《女驸马》修改方案的讨论，严凤英、王少舫和其他合作者也给予了很大支持。例如剧中《状元府》一场，原改本里冯素珍女扮男装中状元，便忧心忡忡，为犯下欺君之罪而坐立不安。曾希圣提出，这时候应该让冯素珍高兴一下。大家认为这个意见很好。我想：冯素珍天真无邪，不怎么知道世事艰险，轻而易举考了个状元，应当感到自豪而高兴。严凤英根据她对这个人的理解，说：“冯素珍这时想的是马上救出未婚夫李兆廷，而不是什么‘欺君之罪，杀身之祸’。她帽插宫花、身穿红袍，会像乡村小孩穿花衣、戴花帽，过新年那样按捺不住快乐的感情想唱、想跳。这还正好发挥黄梅戏的特长哩！”我很快写出这一段戏的脚本，音乐工作者编了新的曲调。严凤英在这里，运用了戏曲舞蹈身段，运用了优美的唱腔，把冯素珍的年幼无知、天真烂漫的性格表现得细致入微。她体态轻盈、欢天喜地舞了一阵，当春红叫她小姐的时候，她又意识到自己“状元公”的身份，仍然装出“状元公”的架式，踱着方步，摇头摆脑，但又对春红“噗哧”一笑，充分地显露了这个女孩子的可爱性格。
《女驸马》有这么一场戏，当女扮男装的冯素珍在金殿上说明真相，皇帝吩咐“带了下去”，然后恢复女装上场。这中间在后台换装，可是一件麻烦事。有一次在首都演出《女驸马》招待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这是一场重要的演出，大家都怕出错。我在后台看到许多人在协助严凤英改换女装，有的替她换衣服，有的帮着戴头面。七手八脚，忙中有错，不是忘了系带子，就是扣子没有扣牢。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前台人物间的问答即将结束，等到皇帝一声令下：“将冯素珍带上来！”她就得马上出场，刻不容缓。她内心的焦急，是可想而知的。这天演出结束，她见到我就连连拱手，问她如何用意？她说：“刚才抢装的情形你见到了吧？请给我啬三分钟的换装时间！好吗？”增加时间，又不把戏拉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又不能不考虑演员改装时的实际困难。结果将媒人刘文举在冯素珍说明真相后，建议将李兆廷带进宫来与公主成亲的道白，改写成为十二句唱词。刘文举的扮演者王少舫根据唱词内容表达的情绪，配上黄梅戏传统唱腔（后经时白林加工），加唱边舞，把一个见风使舵的“不倒翁”描绘得更为生动。这一改，不仅为后台改装提供了充裕时间，台上的“戏”比以前也热闹得多，又为冯素珍上场做好了铺垫。
同年，剧团在北京演出期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派导演刘琼赶来商谈拍摄《女驸马》之事。我又受命将这出戏改写为电影文学剧本，根据银幕要求进行增删改动。增加的部分中，有冯素珍离家之后，与丫环春红一阵，走出深宅大院，在春光明媚、紫燕飞翔的郊外，心情舒畅、载歌载舞的戏。这一节戏，由于严凤英、田玉莲师徒的出色演唱，给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可惜由于演员换装的问题未能解决，没有在舞台上保存下来。“文化大革命”后，《女驸马》恢复演出，又对剧本进行了加工。每当我拿起笔来，就想到与严凤英在这出戏中的合作，尤其难忘的是为了增加几分钟的换装时间，她向我拱手救助时的音容笑貌。
§ 排练《韩宝英》、《桃花扇》的前前后后
《韩宝英》（又名《宝英传》）是1959年夏天开始编写、后由严凤英担任女主角的一个黄梅戏的新编历史剧。这一年的4月间，一位在中央工作的将军(王震注)经合肥回北京，在火车上碰上几位黄梅戏演员，谈起黄梅戏的演出剧目时，说：“你们不能天天演《打猪草》、《天仙配》，要多编多演一些新戏。”同时提出：“太平天国时期，你们安庆这个地方，出了一个女英雄，她叫韩宝英，是石达开的干女儿。她很了不起，有才智、会武艺可以把她的事迹编成一个戏嘛。”
后来由我根据石达开的史实和韩宝英的传说编成一出黄梅戏。严凤英参加这出戏的排演，下了大功夫，也吃过苦头。剧本大改了12次，她也一次一次跟着排练，往往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严凤英还得边排戏、边练武功。导演根据戏的内容，设计了“开打”场面，要她表演“对剑”，要求做到：手快、眼快、步快、防快。为了完成排练任务，她咬紧牙关，刻苦练习。有一次排练“对剑”，她的眉梢被对手刺伤，对方带着歉意停了下来，她擦一擦眼角的血，又要求继续往下练。
韩宝英》边排边改，一直进行到“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提出后才停了下来。这出戏花的力气最大，受的批判也最厉害。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眨眼之间，《韩宝英》就变成《海瑞罢官》的“续篇”，成了“射向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的一支大毒箭”。严凤英和石达开的扮演者王少舫也都受到株连。
严凤英耐心而认真地参加《韩宝英》的排练。据我了解，除作为政治任务去完成，还在为黄梅戏的剧目建设考虑。她想扩大演出题材的范围，塑造出不同于以往扮演人物的独特形象；再者，这个题材与黄梅戏生长地的安庆有关，又使她动了乡情。
由严凤英和王少舫分别扮演李香君和侯朝宗的《桃花扇》，是用黄梅戏形式改编的一出古典名剧。严凤英很欢喜李香君这个流落风尘而气度不凡的女子。为发挥黄梅戏和她本人的特长，要求多给她一些唱的机会。我在改编剧本时，尽量考虑她的建议。在《寄扇》一场，为表现李香君历经磨难，思母望郎的心情，写了一个60多句的唱段。为了把它演好，从他腔到演唱，严凤英都是竭尽心力。她的点滴创造都给这个唱段增加了光彩。她唱到“腮边红泪赛过春潮”时，在润腔手法上，安上一个哭音，深化了人物的感情，使人感到特别有味。她说：“这种唱腔，光靠音乐工作者去写，演员照着谱子唱，不去加工创造，就很难唱出人物复杂而深沉的感情，也不容易保持独有的唱腔风格。”这个唱段已收入《黄梅戏亲腔选》，有严凤英的录音由电台播放；由马兰录制的唱片也在国内外发行。
§ 织女及其他
严凤英扮演过两位织女，一位反映大跃进时代，劳动人民冲天干劲的《牛郎织女笑开颜》中的织女；一是1963年根据民间传说搬上银幕的《牛郎织女》中的织女。后者，我参加了文学剧本的编写，再一次与严凤英合作。
电影《牛郎织女》是由上海海燕电影厂和香港大鹏影片厂合拍。香港方面提出牛郎要找年轻的演员扮演，严凤英听到这个消息为王少舫不能扮演牛郎而愤愤不平。有一天在安徽省委一位负责人家里商定《牛郎织女》的演员时，上影厂的一位副厂长正式提出港方对演员的要求。严凤英力争由王少舫扮演牛郎，说了她的“老搭档”扮演这一角色的有利条件，并以梅兰芳60高龄扮演妙龄女郎而光彩照人为例。不少人支持她的意见，但结果还是决定去找年轻的演员。严凤英显然对这个决定是不快的。这时有人想请王少舫扮演金牛星又怕他不愿充当配角，后来王少舫为拍好这部黄梅戏影片，顾全大局，欣然接受扮演金牛星的任务，扶持了青年演员，也使严凤英感到高兴。
《牛郎织女》之前的黄梅戏影片，都是先有戏在舞台上站住了脚再搬上银幕。《牛郎织女》是没有经过舞台而直接上银幕的。严凤英希望有个适合舞台演出的《牛郎织女》。她认为戏曲演员活动的天地主要是舞台，与观众直接交流的乐趣在银幕上是无法得到的。
严凤英拍摄《牛郎织女》时33岁，是一位艺术上很成熟而又精力充沛的青年演员，事业心强，对黄梅戏的发展充满信心。这时候有人告诉她：“由于黄梅戏在国内外受到越来越多的观众欢迎，今后每年至少要拍一部黄梅戏影片。关键是要有一批适合黄梅戏演出的、经过舞台考验的剧目。”我们经常谈到剧目建设的问题，她建议改编中外名剧，将《牡丹亭》、《长生殿》、《罗米欧与朱丽叶》等等，都搬上黄梅戏舞台。
严凤英除了演出为黄梅戏创作编的剧目，还演出了从兄弟剧种中移植过来的一批好戏，有《春香传》、《打金枝》、《喜荣归》等。她经常找人推荐外地的好剧本。但她喜欢的戏不一定能公演。1959年，我根据她在《打猪草》中扮演陶金花的突出表演，将汉剧《闹金阶》的剧本介绍给她看，她非常满意，忙找王少舫合作。这是一出几十分钟的小戏，写一个天真的小姑娘闹到金殿上，把一个老迈昏庸的皇帝讽刺嘲笑了一番。王少舫扮演的老皇帝与严凤英扮演的小姑娘配合默契，满台是戏。这一年11月18日《闹金阶》在江淮大戏院彩排，剧场效果甚好，我在当时的笔记中记下的印象是：“观者无不捧腹大笑。”彩排后听说“不让公演”，谁也说不清不让公演的原因，也不便打听。
从《闹金阶》，我又想到1961严凤英和王少舫在春节晚会上反串的《打猪草》：严凤英扮演看笋子的男孩子，王少舫扮演打猪草的小姑娘。他们在台上认真做戏：忽而翻脸，忽而和好，最后表演载歌载舞的“对花”。台下观众的笑声、掌声像热浪一样一阵高过一阵。严凤英排演《闹金阶》和反串《打猪草》，又一次表现了她艺术上的多姿多彩。
§ 假如她还活着
严凤英只在桐城罗家岭读过3年私塾，但她运用语言文字表现思想感情的能力很强。她的朋友、女作家菡子在《永恒的纪念——严凤英同志十年祭》中写道：“她有时也拿自己写的新诗给我看，诗和字都写得不错。她能用各种方言描述人物，我相信她是能写小说的。”我没见过严凤英写的新诗，但我在1952年就读到她向安庆一位簪者诉说自己悲惨经历的长信。写到她学会黄梅戏被祖父严启纯发现往门前水塘里推的情景，以及后来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遭遇，语言流畅，感情真挚，非常动人。我想，如果严凤英还活着，以她的文字功力和坦诚的品格，会像美国舞蹈家莎鑫拉·邓肯和意大利电影演员索菲娅·罗兰一样，真实而生动地写出她的生活、爱情与艺术创造，让人们了解到她真正的爱、恶、欲。可惜，这已是不能实现的幻想。
严凤英是一位难得的表演艺术家，她丰富多彩的一生，应该形诸文字，留传后世。这个任务就落在她的亲人、朋友、同事、学生和观众身上。为此，我应约写了这篇有关严凤英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