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状元博物馆
█ 【2007年06月09日】
1[行走]□许若齐
徜徉状元博物馆
历史是需要挖掘和梳理的。一不小心，便有了中国第一状元县，便有了巍峨在休宁海阳镇中央的状元博物馆。
因为有了始建于元代至正五年（1345年）的海阳钟鼓楼的基础，加上一批懂行文化人的策划，这簇新的建筑就有了几分
盎然的古意。一走进重檐回廊，肃穆庄重的展厅，我这个道地的休宁土著油然生出些许自豪。从宋嘉定十年（1217年）至清光绪六年（1880年），休宁共出文武状元19位，而科举考试1300多年，总共才取了800多名状元。区区2000平方公里，十来万人口的山区小县，居然状元辈出、文星灿烂，弄得如此花团锦簇。实如当下休宁主政者所言：地气、人气、文气使然。作为前清“末代秀才”的孙子，我也曾在“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时，听老人讲那过去的事情。废科举了，祖父断了仕途做官的念想，倒也快快活活做了乡里的私塾先生，号“熙春轩”。老人家喜酒贪杯且又古道热肠，每每在村中小酒店喝酒至微醺时，便摇晃桌子，说桌子不稳；于是掏出银元要店小二去垫桌脚，非得把四个脚都垫上才罢休。然后一步三晃地哼着戏文回家。一有穷苦人叫“先生”，就从长衫里排出一把银角子洒将过去，众人快活地满地捡，祖父掴掌大笑而去。他是个小人物，科举兴亡于他无大碍；但对当时千千万万笃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士子而言，可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总以为，1905年，对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专制政权——沙皇俄国和清王朝而言，绝不是个好年头。沙皇下令镇压在彼得堡和平请愿的民众，死伤四千多人，遂成为1917年二月革命的“预演”；这一年的十一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张之洞等六位重臣上书朝廷请废科举，皇帝很快就批了。绵延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戛然而止。可能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纸文皱皱的诏书，潜伏着六年后武昌楚望台那划破夜空的激烈枪声。
这个被西方人称为“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它的突出特征令人钦佩”的制度，选拔了诸如王安石、范仲淹、张居正等一批干才，也造就了不知多少范进式的人物；既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状元，也窘迫着无数皓首穷经的读书郎、酸腐可怜的穷秀才……历史地看，一千多年来，科举制度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的运行起着不可替代的枢纽和调节作用，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政治价值理念与文化价值理念，它的整合与凝聚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到了晚期，这个集选拔制度与教育制度于一身的科举制已无法应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现代化的挑战，只能走向没落。然而，“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不免穷途之叹”。对前途失望渺茫的读书人，特别是年青者，或东渡日本、或远涉西洋；或弃笔投军、或组党结社……遂成为推翻清王朝的中坚力量，给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致命的一击。也由于科举制长期以来是以儒家的价值观念来培养人、选拔人的，科举一停，就必然导致了传统的文化资源在新时代的大断裂。可以这样说，清朝是亡于1911年，但它统治基础的摇撼、崩塌，则是在1905年。诚如一位学者所言：一个坏制度最危险的时候，是它试图自己变好。
很想看看博物馆里收藏的那份殿试试卷，它是十九位状元中最后一位黄思永的，也是休宁县唯一一份留存于世的状元殿试试卷。或许是“镇馆之宝”，太珍贵了，终未能一睹“尊容”。状元博物馆外面，是一个占地7000多平方米的状元文化广场。考棚、平政堂、魁星阁历历在目，8根题为“海阳八景”的青石华表立柱，1座题为“群英汇拔”的状元牌坊高高耸立。尤为吸引眼球的是那16面青石漏窗的雕刻，栩栩如生地展现了莘莘学子孜孜苦读的情景。几位应届高考生模样的学生在雕刻前若有所思，是不是来此接受一次“传统教育”？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年，弹指一挥间。那一年的那一天，我也曾端坐在简陋教室里的一张小学生的课桌前，面对着“永唱东方红”与“苦战能过关”这二选一的作文题，心里想着我的命运能否就此改变。有人称高考为“现代科举”；有人认为是“必需的罪恶”；也有人大声疾呼废止高考。争论归争论，改革归改革，还是一年年地考下来了，看来国人还是颇能接受“考试文化”的。每年的高考第一名都称为“状元”，隆重地推出，没有了“赴过琼林宴，打马御街前”，上电视、登报纸，谈感受，也是很风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