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抗倭民族英雄都是安徽人
戚继光祖籍安徽定远，俞大猷祖籍安徽霍丘。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敌方高层也有很多安徽人（徽州人），可以说明末抗倭战争是一场安徽人间的较量。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民族英雄。戚继光始祖戚祥因避元末战乱居安徽昌义乡（定远），后随朱元璋起兵，战死于云南。明廷为追念戚祥开国之功，授其子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祥子斌，斌子王圭，王圭子谏，谏子宣，宣继子景通，景通子继光，历6世160余载均居蓬莱。
戚继光自幼聪慧，勤习文武，读书之余，常“融泥作基，剖竹为杆，裁色楮为旌旗，聚瓦砾为阵垒，陈列阶所，研究变合”。嘉靖二十三年（1544），17岁的戚继光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职。当时东南沿海倭寇为患，戚继光抱定“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志向，更加刻苦学文习武。嘉靖二十八年（1549）乡试中武举，后被遣往蓟门戌守。嘉靖三十二年（1553）晋为都指挥佥事，设署于登州太平楼前，总督山东沿海备倭事，振饬营伍，整刷卫所，清理钱粮，严明纪律，督修海防设施，巡察海上营卫。在任期间所辖海疆肃靖，御倭卓有成绩。嘉靖三十四年（1555），戚继光调浙江抗倭，翌年任参将。他见“各卫所官兵都桀鹜不训，顽钝无比”，作风腐败，乃倡议招募新军依法管束。嘉靖三十八年（1559）亲赴浙江义乌，精选3000名农民和矿工，训练成一支军纪严明的劲旅，史称这支军旅为“戚家军”。他率这支军队在浙江先后取得高家楼、龙山、缙山、乌牛、松浦、鉴云诸捷，扭转了战局。连当时妒功忌贤的兵部侍郎、浙江总督胡宗宪也称这是“自有倭以来，未有若迩来数捷之痛快人心者”，夸赞戚继光“勇冠三军，身经百战，累解桃诸之厄，屡扶海门之危”，“且任劳任怨，挺身干事，诚无出其右者”。同僚们称赞戚继光“批亢捣虚，彼且畏之如虎；除凶雪耻，斯民望之如云”，“岂直当今之虎臣，实为振古之名将”。 抗倭民族英雄俞大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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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长溪
元末明初，日本的武士、商人和海盗，经常骚扰中国的沿海地区。沿海居民称他们为倭寇。明中期，由于腐败，海防废弛，倭寇在东南沿海勾结中国的海盗，更加猖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民不聊生。其时，全国军民奋起抗倭，民族英雄俞大猷和戚继光，为平倭立下了赫赫战功。
俞大猷（1503－1580年），字志辅，号虚江，福建晋江（今泉州市洛江区）人。他祖籍安徽凤阳霍邱，始祖俞敏跟从朱元璋打天下，以开国功臣世袭泉州百户官，至其父俞元瓒已历五代。大猷少时好读书，曾拜泉州赵本学为师，学习《易》学，向精通荆楚长剑的李良钦学习剑术，使自己成为文武兼备、才识卓越的英俊少年。
大猷一生坎坷，嘉靖十四年（1535年）中武进士，由承袭百户世职，升署正千户，守御金门，后四为参将，七为总兵，“时而受重用，名声显赫；时而受贬责，沦为囚徒”。他戎马生涯47年，继承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优良传统，为发展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作出重大贡献；他著有《正气堂集》、《正气堂近稿附议稿》、《正气堂续集》、《正气堂余集》、《洗海近事》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还是一位儒将、诗人、兵器发明家、武术家。然而，他最主要的功绩是领导抗倭战争。
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七年（1552－1558年），倭寇大肆侵扰我东南沿海，俞大猷奉命从广东带兵到浙东、苏南平倭。他利用福建制造的楼船，在浙东、苏南大败倭寇，消灭四五千敌兵，击沉140多艘敌舰，彻底平定了苏浙倭患，被提升至苏（苏州）松（松江）副总兵，浙江总兵，署浙江都督同知。
倭寇在苏浙惨败后，便南窜至闽粤，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冬攻陷兴化城（今莆田市）。福建巡抚震得奏请朝廷，提升俞大猷为总兵（此前俞大猷受奸人陷害，多次被夺职削爵），戚继光为副总兵后，隶属闽浙总督谭纶指挥，会同剿倭。谭纶命令戚继光、刘显、俞大猷分别率领中、左、右三路大军，会攻倭寇于平海卫。戚部先登，刘、俞继之，歼敌两千两百多人。官兵救回三千多名被劫的居民，胜利地光复了兴化城。俞大猷与戚继光在作战中同样英勇善战，但俞侧重军事谋略，戚则表现骁勇过人。所以，世人称之“俞龙戚虎”并不为过。
俞大猷之所以善于运筹帷幄、把握战机、出奇制胜，可以说正是得力于青年时代对《易》学有关奇正、虚实、矛盾、变化的辨证思想的深刻理解。例如，他认为“练兵必先练胆”，而“练胆必先教技，技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强。”又如，他的“功收万全”用兵的基本思想。他平时想到战时，战时想到战后，计定而后战，战则求全胜。再如，他提出的“大洋虽哨，而内港必防；内港虽防，而陆兵必练。水陆俱备，内外互援”的御海洋、御海岸、御内河、御城镇的多层次、有纵深的一套海防战略。
此外，俞大猷还发明“独轮车”等兵器，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再传少林寺拳术，使少林武术得以传承、发扬光大。
然而，这样一位“如此伟大，如此英雄，如此操行高洁，如此谋略超人，如此坚忍不拔，如此忠贞报国”的抗倭民族英雄（《俞大猷》序）；这样一位“才猷兼茂，忠赤独怀，历任三朝，身经百战，经营四十七年，斩馘二万五千余级，功在边陲，裒然为诸将之首”的文武兼备的难得将才（《兵部覆本》对俞的评价）；这样一位“抗倭足迹遍及浙、直、闽、粤，这在著名的抗倭将领中，独一无二”的沙场骁将（《俞大猷》作者语）；这样一位“与戚继光齐名，永远值得人们纪念”的军事家、武术家、兵器制造家，他的名字和业绩却不为多少国人所了解，不像戚继光和“戚家军”那样，几乎妇孺皆知，家喻户晓。在很多专门研究抗倭战争的论著中，也很难找到“俞大猷”和“俞家军”六个字。这是很不公平的。
那么，究其原因，既有古人的责任，也有今人的过失。前者，是指当时朝廷内严嵩、胡宗宪之流，有意“掩遏其功”，对他进行攻击、诬陷。今人的过失，主要是指对俞大猷业绩、军事理论等，没有进行发掘、整理、总结、宣传。例如，俞大猷的巨著（75万字），清道光年间至今一百五十多年，未曾整理再版；中学《中国历史》只用“戚家军……和另一位抗倭将领俞大猷的军队配合”一语带过；高等院校历史专业的历史教材有的甚至没有提及。
基于此，在1993年“纪念民族英雄俞大猷诞辰490周年”大会上，与会的省内外专家、学者，强烈呼吁“整理、点校出版《正气堂全集》”。目前，该书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抗倭还有一重要人物，也是安徽人
胡宗宪
胡宗宪(？—1565年)，字汝贞，徽州绩溪(今属安徽绩溪)人，明朝名将。
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初任知县，三十三年出任浙江巡按御史。当时倭寇大肆攻掠沿海州县，严嵩党羽、工部侍郎赵文华奉派督察沿海军务。赵文华依仗严嵩权势，恣意横行，打击不肯阿附自己的总督浙江、福建、南畿军务的张经和浙江巡抚李天宠。将张经等的王江泾大捷之功归于宗宪，又陷害李天宠，擢胡宗宪为右佥都御史，代天宠御倭之任。后文华又排斥新任总督杨宜，以胡宗宪为兵部右侍郎代杨宜任总督。三十九年，又以平海盗王直功，加太子太保。以得明世宗宠信，晋兵部尚书。
胡宗宪在主持东南御倭战争期间，发挥了一定作用。他推荐戚继光任参将，并允其招募新军，使戚家军成为浙江御倭的主力。又以剿抚兼行及反间计，先后诱捕通倭海盗首领王直、徐海、陈东等。但他屡次虚报战功，为减轻浙江压力，甚至有意放走倭寇，纵其寇掠福建，并嫁祸于俞大猷等，使他们蒙冤下狱。
史载宗宪“多权术，喜功名。因文华结严嵩父子”，“威权震东南”。后又累献祥瑞，讨好明世宗。严嵩败后，言官劾其为严党，革职逮问，明世宗特令释放闲住。后发现其与严嵩子严世蕃勾结的信件，而下狱，病死狱中。著有《筹海图编》。
胡宗宪（1512年-1565年） 字汝贞，号梅林，明正德七年(1512年)出生于绩溪县龙川村。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任浙江巡抚按御史，旋擢总督，总制七省军务抗倭灭寇。他广揽人才，招贤纳俊，戚继光。俞大猷均为胡宗宪部将，并制定“攻谋为上，角力为下”和“剿抚兼施，分化瓦解”的作战策略。转战江浙，每役皆躬擐甲胄，指授方略。于是斩徐海、俘陈东、降汪直、断倭寇之内应。不数年，弭平倭患，立下赫赫战功。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并加少保。曾两次入狱。两次都因严嵩父子所累。第二次入狱后他愤然上书数千言，发出“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慨叹！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病死狱中。
隆庆六年(1572年)宗宪时得以昭雪，并“史录平倭勋”。万历十七年(1589年)赐谥“襄樊”。
胡宗宪原系文官，因抗倭有功遂成著名儒将，于戎马倥偬中辑著《筹海图编》十三卷。 汪直，歙县柘林人，又名王直、汪五峰，号五峰船主。汪直姓汪还是姓王，历有争论。《明史》作汪直；《辞海》作王直，并说《明史》作汪直是错误的。汪直对自己姓汪还是姓王没有做正面回答。嘉靖三十六年，他在上疏中写道：“带罪犯人王直即汪五峰，直隶徽州府歙县民”。据考察，明代柘林村既有汪姓又有王姓。而据黄宗羲称汪直的母亲为汪妪(“直，歙人，母汪妪，梦弧矢星入怀而生”)，以及汪直的侄儿姓汪名汝贤，汪直的义子姓汪，可证实汪直姓汪，非姓王。
《辞海》认为汪直出身无赖；《明史》说汪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可知，汪直是一个出身社会地位不高，可能是富庶之家的讲义气、有侠气、智谋善断的人物。汪直年青时与邑人徐惟学等人做过盐商，因惧于“中国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逍遥哉，因而转向海上贸易”。嘉靖十九年，汪直与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结伙到广东“造巨舰，收带硝黄、丝棉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今泰国)、西洋等国，往来互市”。嘉靖二十一年，开始在日本的平户建立贸易基地。汪直早先出海得到邑人许栋的帮助，后于嘉靖二十三年加入许氏海商集团任“管库”。因其出色的管理才能和经商经验，获得许栋器重，被提拔为“管哨”，兼理军事，成为许氏海商集团的主要头目之一。
嘉靖二十七年，许栋海商集团被朱纨击溃后，其残部组成一个新的海商集团，汪直为舶主，以舟山烈港为贸易基地。烈港位于定海县西北50里，距舟山城55里。嘉靖三十年，汪直打败吞并陈思盼海商集团后，就完全取得了江浙东南沿海的控制权，由是“海上之寇非受汪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汪直海商集团成为东南沿海，乃至中国海商集团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的海商集团，拥有兵众20余万人及载重120吨以上巨舰百余艘。
汪直在击溃陈思盼海商集团的当年，还应宁波府通判的请求，降服盗贼陈四一伙。次年，又应定海卫把总指挥的请求，打败围攻舟山城的“倭寇”。然后在舟山定海关主持开市贸易，自称净海王，井抱着将功赎罪的心理，向政府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期求做一个合法的商人。朝廷不仅未答应通商互市的要求，反而派总兵俞大猷“驱舟师数千围之”，于是汪直去了日本，在日本萨摩州的淞浦津建立贸易集地，自称徽王，凡“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汪直带着报复的心情于当年率领巨舰百余艘，“蔽诲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这就是影响很大的“壬子之变”。汪直航行于中日海上的巨舰“方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栅木为城，设楼橹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百余艘就是20余万人，可见其集团势力之大。
从此，“比年如是，官军莫敢撄其锋”，“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嘉靖三十二年，汪直又到舟山定海关主持开市贸易，又遭俞大猷偷袭，汪直又去了日本。从此汪直以日本平户与萨摩一带岛屿为主要贸易基地。嘉靖三十三年四月，汪直东归柘林，“连络三百里，如老鹳嘴七八里之间，皆其部落之所屯聚也”。八月，攻下嘉定县，接着在师家滨大破参将许国、李逢时。汪直再次提出开放诲禁、通商互市的要求。明王朝难以在军事上战胜汪直，就利用汪直不想对抗朝廷，只求开禁互市的心理，采取了诱降策略。嘉靖三十四年，浙江总督胡宗宪先将汪直的母亲及妻儿做为人质，然后派特使蒋洲、陈可愿到日本说降汪直。汪直的条件“惟愿进贡互市而已”。嘉靖三十六年九月，汪直回到舟山岑港。他仍认为擒盗贼有功于朝廷，又无死罪，再次向朝廷上疏要求通商，通过胡宗宪转交，汪直自己在岑港候讯。而胡宗宪以物利引诱与军事恫吓双管齐下。时徐海海商集团已覆灭失去倚靠，岑港四周皆被包围，而汪直还不知道朝廷已下达了诛杀他的密旨。
汪直在“昔汉高谢羽鸿门，当王者不死，纵胡公诱我，其奈我何”的复杂心情下，于十一月份入胡宗宪总督府。胡宗宪待汪直既有同乡之谊，又有收归己用之心，因朝廷中禁海派与开禁派争斗激烈，使胡宗宪处于两难境地。嘉靖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汪直被捕入按察司监狱。在狱中，汪直的生活有充分的优待，“衣食卧具拟于职官，凡玩好之物，歌咏之什，罔不置之左右，以娱其心，少有不怿医进汤药以调护焉”。汪直被执入胡宗宪府之后，其部属声明要为汪直报仇。毛烈率众踞岑港，“绝塞诸道，止通一径，险隘难行”。岑港位于舟山城东45里，“四山峭立，海环其外，入口仅容一舟，别无他道”，历来是舟山的出入门户。后来胡宗宪改变策略，围而不战，既绝岑港后援，又绝岑港供给，最终使毛烈诸众“毁巢掠舟，移辎而遁”，汪直海商集团势力大衰。由于朝廷中严禁与开禁两派的斗争，汪直系狱近二年，直到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诏斩王直于肖城官港口”。汪直被小轿子抬到杭州官港口法场，刑前，汪直要求与儿子见面。汪直把束头发的金簪交给儿子，相拥而泣，不胜怨恨，而伸颈受刃，至死不求饶。汪直的亲生儿子随母在原籍柘林，后被骗人胡宗宪府做人质。汪直死后，其妻子“没入成国公家，至今子孙尚在不绝”。 被明王朝认作倭寇首领的有18人：他们是歙县许栋、汪直、徐海，陈东(籍不详)，桐乡叶麻，东莞何亚八，饶平林国显、张琏，南直隶肖显，邓文俊(籍不详)，徽州林碧川，漳州沈南山、洪迪珍，鄞县毛烈，广东许朝光，海澄严山老，绍安吴平、曾一本，全都是中国人。陈东、叶麻是徐海海商集团成员，邓文俊、沈南山是林碧川海商集团成员，毛烈、洪迪珍是汪直海商集团成员，林国显是徐惟学之义父。
倭寇首领之下有倭寇头目50余人，其中能断定为中国人的有40人，达80％。他们有属于许栋海商集团的5人：李光头、许六、姚大总、许社武、稽天新四郎，属于汪直海商集团的13人：徐惟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陈秀山、王信、郭乔恕、叶碧川、彭老、王清溪、徐元亮、李华山、洪朝坚；属于徐海海商集团的3人：徐洪、吴四、辛五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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